长期变量与短期分析的区分
当前宏观经济研究存在一个普遍的方法论偏差，即以长期慢变量论证短期经济现象的不可避免性。在研究中国经济时，学界和业界常出现用长期因素解释短期波动的倾向，例如以人口老龄化论证经济增速下降。人口老龄化确实对经济运行具有影响，但其作用机制是累积的、渐进的，是集腋成裘式的，每个具体年度和季度的贡献微小，难以解释特定年份或季度经济增速的突变。例如，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为9.6%，2015年已降至7%，但2015年的适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增速均高于2011年。中国虽已步入老龄化阶段，当前核心问题却是失业而非劳动力短缺。
这种以长期因素解释短期波动的做法，在形式逻辑上属于推不出谬误（fallacy of nonse quitur）。从中国正在老龄化这一前提出发，跳过因果链条中的多个中间环节，直接得出中国经济增速为5%的结论，其逻辑链条存在断裂。长期因素的影响无法精确对应到年度和季度的变化，即便会降低长期增速，也无法事先确定应该降到百分之几。经济现象往往是多种对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老龄化可能导致增速下行，城市化、产业升级、科技革命、人力资本积累等因素则可能推动增速上行，研究需全面分析其净效应，避免片面归因。
预期的自我实现效应同样值得关注。若市场参与者普遍接受老龄化必然导致经济下行的叙事，这种预期本身可能通过抑制投资和消费，反过来加剧经济减速。因此，区分长期结构性因素与短期周期波动，是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功。
形式逻辑规则的遵循与表达严谨性逻辑推理的严谨性是经济研究的另一项基础要求。研究需避免跨越中间环节的跳跃式论证。从解释变量到结果变量之间存在漫长的因果链条，省略中间环节直接建立因果联系，在逻辑上不能成立。例如，从人口老龄化到经济增速下降之间，隔着劳动力供给变化、资本积累调整、技术进步适应、制度变迁响应等诸多环节，不能从起点直接跳至终点。
以人均收入水平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做法，同样存在方法论缺陷。余永定将其归为轻率概括谬误（fallacy of hasty generalization）。20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经历过三个增长黄金期：20世纪20年代GDP年均增长4.7%，1945年至1973年增长4.1%，1992年至2000年增长超过4%（1998年达4.8%）。按2023年美元购买力计算，上述时期起始年份的人均收入分别为0.8万美元、2.1万美元和4.2万美元，差异极为显著。
若人均收入水平可以决定增长阶段，则同一国家在不同收入水平下不应出现相似的高增长。拉丁美洲国家如阿根廷，人均收入波动剧烈，增长表现与收入水平更无稳定对应关系。离开对具体原因的具体分析，依据人均收入等抽象概念判定增长阶段，在方法论上并不可靠。
关于研究表达的严谨性，余永定指出汉语在科学和逻辑问题上存在表达不够严谨的固有缺陷。他回顾自身在国家规划委员会参与五年规划编制的经历，某次发现规划文本中一整章数百句话缺乏主语，这种表达在英文写作中会被视为语法错误，但汉语的灵活性使其得以通行，却增加了逻辑混乱的风险。他坚持为该章节增加了两个句号，使主语得以明确。英文语法对主谓宾有严格规定，形容词与名词的对应关系清晰，这种结构约束有助于避免逻辑错误；而汉语的情绪性表达和灵活结构，在诗歌创作中极具优势，但在科学论文写作中可能导致约束不足。
便捷炒股配资开户建议经济学研究者自觉运用明确的逻辑进行论文写作，并强调文章结构清晰的重要性。划分段落、明确每段主题，是提升写作逻辑性的基础训练。小学语文课程中划分段落大意的训练，对学术写作具有长远价值。当前部分研究报告内容重复、结构混乱、缺乏段落分界，使得读者无法把握核心论点，这本质上是基本写作训练的缺失。大学本科应该恢复形式逻辑课程，因为未经形式逻辑训练的思维，容易陷入混乱。形式逻辑有一系列必须遵从的规则，虽然本能思维可能触及这些规则，但缺乏系统学习会导致研究和表达中的逻辑错误频发。
经济问题的归类与政策边界 经济现象必须按领域、时间维度和性质进行严格归类，不同问题应运用不同政策工具，不能混为一谈。经济增速下降、通货收缩、产能过剩、资产泡沫、贫富差距、市场扭曲、产业发展、城市化、人口问题等，分属不同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各有其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与之对应，宏观经济政策、体制改革、结构调整、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城市规划、人口政策等，各司其职，协调配合，但不能一锅炖。
宏观调控是短期问题，政策可能按季度、按年度调整；城市化问题的时间维度是5年、10年、20年；贫富差距缩小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但不能解决当年的通缩问题。不同时间维度和性质的问题，若混为一谈，将导致政策工具错配。
在宏观经济分析层面，判断经济形势的核心问题是识别有效需求不足还是经济过热。长期以来，中国官方文件和学界讨论常将产能过剩视为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甚至将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这一叙事存在根本性错误。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下，宏观经济层面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因为总供给由前期投资决定，在短期是给定的，当期决策者只能改变总需求，无法改变总供给。因此，宏观层面只可能存在两种不平衡状态：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通货膨胀、经济过热），或总需求小于总供给（通货收缩、经济过冷）。采取扩张性还是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速（就业率）和通胀率两个指标，而非是否存在行业层面的产能过剩。
来自卡塔尔的供应中断后，美国两大LNG生产商钱尼尔能源与风险全球的股价分别上涨约7%和近24%。风险全球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萨贝尔3月2日在公司第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直言：“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新增LNG产能，未来将发挥关键作用。”报道认为，市场正在迅速押注美国能源供应商是这场历史性能源市场动荡中的赢家之一。
产能过剩是行业和产品层面的结构性问题。2012年，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造船等传统重工业领域确实存在产能过剩，但同期半导体芯片、精密机床与工业机器人、婴幼儿奶粉、高端消费品、光伏产业链高端材料、污水处理与空气净化设备、云计算与大数据服务、智能手机关键部件等行业则供不应求。即便在产能过剩行业内，高端汽车板、硅钢、高端轴承钢、高铁齿轮钢、高端不锈钢、特种合金钢、超厚超宽钢板等细分产品同样存在供给缺口。这种结构性错配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解决——通过价格下跌、亏损、倒闭和并购，过剩产能终将出清，宏观政策中的提高准备金率、降息等工具，无法精准识别和消除特定行业的过剩产能。
若将产能过剩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会导致逻辑混乱和政策方向不明。若认定经济存在产能过剩，对应的宏观政策应是紧缩还是放松？西方国家指责中国产能过剩，是否意味着中国应采取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显然不能。因此，在谈论宏观经济形势时，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还是经济过热，而非产能过剩还是产能不足。产能问题应在产业层面讨论，宏观层面应聚焦于总需求管理。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十五五规划已不再提及产能过剩，这反映出决策层对问题归类的认识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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