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西柏坡，毛泽东召集各野战军负责人讨论渡江后的战略安排。长江还没有被突破，会议桌上却已经摆出了另一个难题：华东和中原以南，究竟由哪支部队继续向西外汇市场信息网，完成大西南的作战任务？
这不是简单的“谁去打仗”，而是一次对部队特点、敌情变化和全国战局的综合判断。三野兵力强、装备较好，长期在江南和水网地区作战；二野虽然兵力相对较少，却有大别山、豫皖苏等地区长期游击和机动作战的经验。两支部队都能打硬仗，但适合的方向并不相同。
陈毅领导的三野，前身主要来自新四军和华中野战军。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部队长期在江河湖泊密布的地区活动，熟悉舟桥、渡河、夜袭和水网穿插。淮海战役结束后，三野已经具备大规模攻坚和渡江作战能力，东南沿海的战事自然需要这支部队承担。
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二野，作战风格则有另一面。部队曾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又经历过中原突围和千里跃进大别山，官兵对山地行军、远距离转战并不陌生。大西南地形复杂，四川、贵州、云南山川纵横，道路狭窄，敌军又有地方武装和旧军队盘踞，单靠兵力优势很难迅速解决。
据有关回忆，讨论任务时，陈毅曾表示，二野长期转战，西南道路艰苦，三野可以承担东南沿海方向。刘伯承也没有把西南当成轻松差事，他清楚那里并非只有山路，更有川陕、川鄂、川黔几条通道需要争夺。两位将领的意见，更多是从全局出发，并不是争功。
毛泽东说“我可没有偏心”，重点并不在于替谁解围，而在于说明任务分配不能用平均办法。三野要面对长江天险和东南沿海，今后还可能进行渡海作战；二野则要向西南实施大范围机动，切断国民党军向云南、贵州和西康撤退的通路。谁更适合哪一块，必须看作战条件。
渡江战役于1949年4月21日发起。三野主力从江苏、安徽沿江地带突破，迅速占领南京、上海等重要地区。这个方向不只是夺取城市，更要控制铁路、港口和长江航运，为继续解决东南沿海问题作准备。三野在江南作战多年，这种熟悉感并非纸面上的兵力数字能够替代。
二野的行动没有立即把全部意图暴露出来。1949年夏秋，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由长江中游向湘西、贵州方向推进。衡宝战役后，白崇禧集团受到重创，贵州战事又使国民党军在西南的部署逐渐松动。二野的推进，既是夺取城市，也是不断挤压敌军的退路。
有意思的是，大西南的作战并非二野单独完成。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在贺龙、周士第等指挥下由陕南、川北方向进入四川，二野则从川东、川南展开。两路部队相互策应，把胡宗南集团和四川地方军政势力压缩在成都平原一带。
元股证券:ygzq.hk1949年12月，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四川地方实力人物先后起义，国民党军内部出现明显分化。12月10日，蒋介石从成都离开大陆；12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对成都地区形成合围。12月27日，成都解放，西南战役的主要作战阶段基本结束。这个过程不是一场孤立的攻城战，而是军事压力、政治争取和地方瓦解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野在东南也没有停步。上海解放后，福建、浙江沿海以及岛屿方向的作战接连展开。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由第四野战军承担，渡海作战暴露出的船只、潮汐和海上协同问题，也说明人民解放军必须尽快补上海上作战这一课。
武汉炒股配资因此，所谓“二野三野之争”，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两位将领谁更想去西南，而是军委如何把不同部队放到最合适的战场。二野的山地机动能力，用在云贵川；三野的江河作战经验，用在华东和东南。兵力有大小，传统有差异，任务也就不能一把尺子衡量。
刘伯承善于在复杂地形中寻找突破口，陈毅则熟悉江海之间的战争条件。两支部队没有围绕个人得失反复计较，接受部署后各自投入战场。毛泽东所谓“没有偏心”，说到底，是不以亲疏论任务，不以表面难易论功劳，而是把每一支部队的长处用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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